一边踩油门冲刺AGI,一边按喇叭预警:小心前面悬崖!Anthropic创始人Dario Amodei曾因预言「未来5年内AI可能消灭近一半初级白领岗位」而被贴上「末日预言家」标签,但他又因打造Claude身家数十亿美元。
Anthropic创始人Dario Amodei看待AI,也许正是这种「既焦虑又兴奋」的心态。
他既兴奋于AI技术的潜力,相信AI有机会把医学与科学推到极限,甚至让人类寿命能够逼近150年。
同时,他又担心AI可能带来的风险,提醒社会要为失业、模型对齐、经济冲击等也许会出现的问题做准备。
这种矛盾让Dario身上兼具了「AI加速者」和「AI末日论者」两种看似对立的角色。
一方面,他创办的Anthropic为加速打造更强AI投入(筹集)数百亿美元,并计划最早于2026年进行IPO。
他本人也是AGI激进的预言者,他认为强大AI系统最早可能在2026出现,并在未来2—3年内在「几乎所有方面」超过「几乎所有人」。
另一方面,他又大胆预警未来5年内AI可能会让一半的入门级白领岗位消失,并导致失业率飙升至20%。
他关于AI可能会引起白领大规模失业的言论,也「惹怒」了许多AI领域的大佬。
比如,英伟达CEO黄仁勋就曾公开表示,他「几乎完全不同意」Dario上述关于AI导致失业的言论,认为这有点「只许自己搞AI才安全」的味道,并用「别在小黑屋里做,然后告诉我它是安全的」来回击。
由于Dario频频为AI风险预警,人们为他贴上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标签:「doomer」(末日预言家、唱衰者、扫兴的人)。
他解释道:自己发出警告并不是为了当什么末日预言家,而是因为这是处理问题的第一步。
他直言真正建造AI的人,既对它的潜力兴奋,但又担心它的风险,比如可能带来的模型对齐问题、经济影响(失业冲击)等。
因此,Dario预警的本意不是要唱衰AI,而是提醒人们提前认清楚它的「代价」。
他在普林斯顿读研时,父亲Riccardo Amodei因罕见疾病去世。令人意外的是,这种病的存活率,却在他父亲去世后短短几年里就快速提升。
这成了Dario人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,不仅让他的研究方向从理论物理转向生物物理,同时也成了他一生铭记的一个教训。
这也是为什么当外界批评他「这家伙是个doomer,他想让一切慢下来」时,会真正令他愤怒。
在他看来,父亲的去世,正是因为那些治疗方法本可以在早几年出现,而这正是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益处。
技术救命,但技术也可能因为失控而伤害生命。他既没有办法接受「慢」,也没有办法接受「失控」。
这也是他调和「AI加速者」与「AI末日论者」两种角色冲突背后的底层逻辑:
这一逻辑,也成为他日后离开OpenAI创立Anthropic的深层原因。
OpenAI的故事,最早要追溯到2015年在加州门洛帕克Rosewood Sand Hill酒店的一场小型晚宴上。
当时的马斯克和奥特曼共同组织了一场晚宴,召集了一群顶尖AI思想者,计划成立一个新的AI实验室去挑战Google的DeepMind。
当时的Dario也在场,但他并没有加入这个实验室,而是去了Google。
他在Google担任高级研究科学家,作为Google Brain的深度学习研究员,致力于拓展神经网络的能力。
在OpenAI,他领导了GPT-2和GPT-3的开发工作,并带领多个团队专注于长期安全性研究。
这段经历让Dario更坚定地相信规模化的力量,但也进一步强化了他想把AI进步与安全绑定在一起的愿望。
这个创始团队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,其中一些人甚至当年在OpenAI工作时就是室友。
Dario表示,到2022年夏天,他们已完成了聊天机器人Claude的训练,却一度选择暂缓发布。
在ChatGPT发布后约3个月以后,Anthropic才推出Claude,并逐渐因为编程能力而建立起一批忠实用户。
Dario事后也承认,他曾怀疑这样做是不是正确,因为这可能会引起Anthropic错过了与OpenAI竞争的时间窗口期。
在硅谷,也有不少人对比这两家AI初创公司,讨论Anthropic是否能追上OpenAI。
与OpenAI不同,Anthropic主要面向企业客户,而不是像OpenAI那样主要面向消费者(当然,OpenAI目前也在向企业级市场发力,去年11月OpenAI官方宣布其企业客户数已突破100万)。
Dario认为Anthropic专注企业客户,使其拥有「更持久」的收入来源,且「利润率」优于那些更偏向消费者产品的竞争对手。
Dario称,Anthropic的训练效率和推理效率都很高,如果努力管理好风险,同时也购买足够的算力,就能在竞争中不落后于别的玩家,「胜算在我们这边」。
据路透社报道,知情的人偷偷表示Anthropic有望在2025年底前实现内部设定的90亿美元年化营收目标,并预测其2026年年化营收增长将接近3倍,目标区间约为200–260亿美元。
2025年,Amodei兄妹以及其余联合创始人,都因公司估值而成为亿万富翁。
据福布斯估计,截至去年12月中旬,DarioAmodei的身家大约为37亿美元。
Dario曾多次「不点名」地批评一些同行在算力与数据中心投资上过于激进,像是在「YOLO(You Only Live Once,你只活一次,网络语境里常指及时行乐、干了再说)」,认为这种行为是「把风险旋钮拧过头」。
对此,Dario表示我们不需要搞「code red」,他强调Anthropic将以「更负责任地管理」与企业市场定位寻求差异化突破。
相比较「code red」这种突击式的革新,他更看重的是可以持续增长、持续开发模型。
不止是同行之间,Dario也曾在AI监管政策方面,和白宫层面产生过观点交锋。
当时在相关法案谈判中曾出现「联邦预先排除州级AI监管」的提案并引发争议。
Dario批评这种做法,认为这好比正在开车,却要把方向盘拆下来,因为认准自己未来10年都不需要转向。
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期间,他的研究方向,是将生物医学数据用于构建与分析细胞蛋白质组的网络模型。
它可以帮助像他这样的研究者去攻克生物学里那些看起来「大到人力根本搞不定」的问题。
2014年,Dario被时任斯坦福计算机科学系副教授、百度首席科学家的Andrew Ng(吴恩达)招募加入百度。
他曾在一次播客中提到那段经历,当时没有精确测量,但他和同事们已经很强烈地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直观认识:
他的母亲Elena Engel从事图书馆翻新与建设项目相关工作;父亲Riccardo Amodei是一名皮革工匠,在意大利厄尔巴岛附近的一个小镇长大。
在他的妹妹Daniela Amodei眼中,哥哥从小便显得很聪明,经常会一整天数数字,看自己能数到多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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